前言

1931年初，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在这次全会上，靠着钻营而赢得当时共产国际实权人物米夫信任的王明，在米夫的一手扶持下，火速成为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从这时起，王明的“左”倾错误在中央统治长达4年之久。王明的“左”倾错误，表现出来最典型的就是唯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马首是瞻，完全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实行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错误政策，肃反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在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之下，1934年，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北方代表分别派出聂洪钧和朱理治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整肃。1935年8月，在聂洪钧和朱理治等人一手操持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决议》，明确提出进行“肃反”的要求。9月15日有着浓重“肃反”情结的红25军抵达陕北后，在掌握肃反大权的戴季英的推波助澜之下，陕北根据地开始了一场异常残酷的“肃反”运动。

陕北根据地的这场“肃反”运动有多残酷？一位陕北苏区主要领导人后来回忆，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们早已不在人世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1934年，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西北红军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等6座县城，消灭敌人正规军和民团地方武装近8000余人，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

在当时国民党当局大举围剿各地苏区的大环境下，全国大部分革命根据地先后丧失，西北革命根据地却逆势发展，成为一枝独秀。正因为有了这块一枝独秀的革命根据地，才为1935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落脚提供了客观条件，这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巨大功劳。

但很不幸的是，1935年9月下旬，就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作出决定，准备到陕北去的时候，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极为严重、异常残酷的“肃反”运动。这场“肃反”运动源起于1932年发生的“三嘉原缴枪事件”。

1932年1月，西北成立反帝同盟军，谢子长担任总指挥，刘志丹担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支队长。当时，这支部队的成分非常复杂，其中甚至有些是过去的土匪和流氓无产者，可想而知保证这支部队的纪律有多难，而且队伍也没有明确打出红军或共产党的旗号。

谢子长认为部队应该打出红军的旗帜，对那些成分复杂且不可靠的人员，该缴械的就缴械，该解散的就解散，甚至该枪毙的也要枪毙。但刘志丹则认为应该对这支部队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对于一些不堪改造的个别人员再进行清理。

刘志丹和谢子长的分歧还在于：刘志丹认为这支部队问题很多，要改造也得慢慢来，所以，现在还不是可以打出红军旗帜的时候；而且，如果现在就打出红军的旗帜，就马上会引起敌人前来围剿，不利于队伍的发展。

这年春节前夕，谢子长和刘志丹率队伍在正宁三嘉原进行整编。有一名百姓向谢子长和刘志丹告状，说第二支队分队长赵二娃率队抢了永宁集市，甚至连老百姓的猪肉也被他抢走了。经核查后，果然发现赵二娃有严重的违纪和强抢民财等土匪行为。

谢子长在进行整顿时，赵二娃想要拔枪反抗，被警卫队队长白锡林当场击毙，于是，二支队的枪都被收缴，只留下了几十名队员，其他人员都被遣散，就连兼任第二支队支队长的刘志丹也被缴械并软禁起来。直到2天后陕西省委巡视员来了之后，刘志丹才被释放。

当时，不管是谢子长还是刘志丹对“三嘉原缴枪事件”的看待和处理，都是以大局为重，从革命的角度出发的。但问题就出在当时正是处于“肃反”的大背景之下，这件事情很快就被陕西省委一些领导人上升为“敌我矛盾”的高度，事情的性质就开始被严重恶化了。

当年6月，陕西省委居然在报告中得出“刘志丹部都是土匪”的结论，并给刘志丹扣上了“逃避上山、消极退却，不采取积极的正确的进攻策略”，“投降豪绅、地主、富农，放弃土地革命”，“政治工作徒有虚名，党的威信扫地”等帽子。

很明显，当时的陕西省委对刘志丹的陕北游击队存在严重偏见，把刘志丹的游击战争看作是不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意见的“梢山（西北民众对山区的称呼）主义”，是“逃避”。虽然“三嘉原缴枪事件”后，根据地在刘志丹的带领下发展异常迅猛，但陕西省委一直对刘志丹都采取怀疑的态度。

不放心的陕西省委于1932年底特意把杜衡派来陕甘边，但在杜衡的指挥下，陕甘边根据地遭遇严重损失。1933年7月，杜衡在西安被捕并迅速叛变投敌。而正是在杜衡与陕西省委失去联系的这段时间里，因为没有受到“左”倾错误的破坏，陕甘边根据地得到了快速发展，到1934年底，西北红色武装割据开始形成。

1935年，根据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指示，聂洪钧和朱理治受委派前往西北根据地。他们来到陕北本身就带着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主要领导成员的偏见，带着明确的“改造”和“整肃”任务而来的。

而时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的郭洪涛向聂洪钧和朱理治介绍情况时，把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全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本就对陕北领导人不信任，而且不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的朱理治等人又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这些目标遭到刘志丹、高岗等人的反对和抵制，这反过来又加剧了朱理治等人对刘志丹等的敌意。

1935年8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决议》，明确提出进行“肃反”的要求。事有凑巧，就在此时，从外地转战而来的红25军来到陕北，这支部队能征善战，却有着非常浓重的“肃反”情结。而且，掌握肃反大权的戴季英更是“乱打乱杀，问不出口供也要杀人”的狠角色。

有了戴季英等人的推波助澜，陕北根据地的“肃反”运动迅速白热化，1935年9月底，肃反领导者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负责，前方肃反则由聂洪钧领导。10月1日，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黄子文、江旭和李西萍等5人被逮捕。2日，曾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也被戴季英逮捕了。

不久，在戴季英的严刑拷打之下，张文华、蔡子伟供认刘志丹、高岗是右派反革命，5日，刘志丹被投入监狱，备受折磨，就连他的妻子和5岁的女儿也被打入劳改队。